转基因生物的前世今生
6月4日,来自复旦大学的卢宝荣教授为同学们带来讲座——转基因的前生今生。在讲座之前,卢教授下发了十五张问卷,调查了同学们对于生物安全与转基因了解多少,并由此引出了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基因?
你吃过基因吗?这样一个问题,答案明确,但大多数人回答都是带着不确定:可能吃过吧?当涉及到有关基因的问题,人们一般持有不确定的态度。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对于基因,关键是转基因的概念不了解。那么什么是基因,什么是转基因呢?基因是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而基因通过媒介在不同个体、群体传递便是转基因。其实转基因的前世早早在历史中便出现了,自然中便存在天然杂交与远缘杂交,人工杂交也同样如此。如西红柿的祖先在秘鲁仅有1g-2g,且有一定毒性,直到1780年左右,美国才开始食用人工杂交出的西红柿。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发现了野生的雄性不育种并使用三个配套大大增加粮食产量也同样采取了杂交技术。而当一些关系太远的作物,想要一种拥有另一种的某个形状,又因为生殖隔离无法进行杂交时,就需要进行体细胞融合,但这样的过程选择性太弱。在这样的情况下生物技术便出现了,它指的是人们意识设计,对生物或生物成分进行改造和利用的技术。在了解了转基因的前世后,人们对于转基因的偏见或许便可以有所缓解。
为何要发展生物技术?随着人口增多以及城市化加快,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粮食产量不再可行,而增加生产投入(诸如增加农药与肥料使用量)对于环境污染大,且效果已不明显。这时利用遗传资源,开发新技术便成为当务之急,原本漫长的传统杂交显然不能再适合快速发展,而新的转基因,甚至基因编辑技术,因其高效性、目标性强以及可越过物种间生殖隔离的特点便显现出来。
转基因与生物技术的安全是现代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公众认知,对人、对环境的可能潜在性危害和伦理问题都在考虑范围之内。普及不够以及某些媒体对于人心的煽动都是造成人人惶恐的原因。但毕竟世上无绝对安全,在风险与利益权衡中,转基因技术无疑是利大于弊。
那么目前我国生物技术的发展如何呢?在2000年我国处于世界第四,但在如今已退为世界第八。由于转基因技术不同于军事,是用之于民的,人民的态度便决定了一国转基因的市场,所以中国已逐渐失去了占领地位,在粮食上现在乃至未来都存在安全隐患。
但中国有着严格对于转基因的管理,政府也大力鼓励转基因的发展,人们对于转基因的态度也在改变。卢教授展望未来中国能够靠这一辈的同学,在世界转基因产业上占有一席之地,在生物技术上有更杰出的贡献。(高一(9)班 刘珈征)
好汉的故事
2017 年 6 月 4 日晚 18:30 ,在工程楼 114 教室,复旦大学中文系朱刚教授在庶民文学评鉴讲座的基础上,为我们带来关于中国奇书经典中的好汉形象的主题讲座《好汉的故事——< 水浒传>与< 西游记>》。
朱教授介绍了西游记的主要变化历程:玄奘传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最终演化到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百回本小说。从历史总揽的角度来看,西游记的最主要的变化即是主角转化:关于唐三藏的想要改变世风的英雄冒险取经的故事,到贯穿全文的好汉孙悟空的大闹天宫到最终成仙的故事。孙悟空和唐三藏之间的最主要区别就是唐三藏时不时显露出的高贵贵族气质,但他有着致命的弱点:“不济事”,是个脓包,遇到妖怪总是万分害怕。而孙悟空则是典型的好汉:不怕死(其实是不会死)、善于变通、强大的生活力。
好汉的庶民色彩从计量好汉的单位上就可以看出:一“条”好汉。似乎好汉已经失去了他们作为人的权利。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条好汉,有来自胥吏的宋江、朱仝、武松、杨雄;也有民间秀才吴用;还有江湖术士公孙胜、无业游民史进、石修;更多的是低级武官、山林强盗。不怕死,讲义气,危险性和反社会性并存,其实很难说与之前的“妖怪”是完全不相通的。
同样,四大奇书中的其他两本——《三国演义》和《金瓶梅》中的对于奸雄和人性的描写,也让我们看到了人身上的“妖怪性”。就像西游记中如来所说,是个“万恶的旧社会”。这种悲剧结果的绝望底色在四本书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孙悟空嘴上常挂的“古人云”、“常言道”、“俗语谓”,用类似名言的方式对待生活中的各种小事。这种生活能力的大众化智慧是西游记中尤其体现的一点。士大夫们读四书五经,老百姓亦可以从小说中找到生存的本事。孙悟空的神通力和生活力决定了其好汉身份背后的绝望意识(对高度生活力的向往)和无权的现实(但仍然觉悟到自己在世界上的权利)。这就是庶民文化的质的转变。
至此,朱教授为我们带来的六讲关于士大夫文学和庶民文学的系列讲座就在数本经典中结束了。从苏轼到西游记,我们领略了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文学形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区别之处。文化是没有隔阂的。感谢朱教授的精彩纷呈与专业深度兼备的讲座!(高二(3)班 徐云帆)
哲学系列讲座
2017年6月4日晚,同学们在谢晶老师的带领下,研读来自帕斯卡尔和笛卡尔的哲学经典文本,并为这半个学期的哲学课程作结。
基于《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关于“自己遵守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律”的政治理想,谢老师引出了关于“自己”或“个体”的讨论。“我是谁?”并不是哲学家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大家争论的焦点在于“我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意识,帕斯卡尔通过一个爱上他人的例子,论证了主体并不等同于主体所拥有的特点。而笛卡尔在层层推进的怀疑和否定中,首先提出了世界中的唯一确定即为世界是不确定的。在否定了自身的所有感官和思想后,他确信了个体的思考过程即为个体的存在形式。在这两篇伟大的文本之后,关于主体哲学的探究和争论就此开始。
但是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主体哲学的讨论都徘徊于主奴辩证法的逻辑死胡同——主体因为主体的思考而存在,同时这世界中其他的一切都是主体思考的对象,即客体。但同时其他人也在进行思考,也是作为主体的存在,这就产生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萨特也提出了他人是自我存在条件的观点,但仍旧无法解决这个矛盾。
而走出死胡同的时机出现于哲学整体的语言学转向,也是现当代哲学起源发展的契机。通过寻找词语的现实参照,哲学家们,或者说是语言学家们,将“我”这类词语归类为没有实际参照的指示词。而寻找“自我”的定义,也不再限于寻找“我”现实指代,而用一种“对于某种位置的占据”的定义,来将这个困扰这个哲学界多年的问题推进一点点。
从“我是谁?”这样抽象甚至过于艰深的问题谈起,谢老师还带领着大家将思路扩展到爱、个人事业和艺术等等话题,让大家再一次感受到哲学是一门深深融入生活并且从生活中而来的学科,为这一系列哲学课程留下一个回味无穷的结尾。(高二(3)班 林宇鑫)
历史地理系列讲座
2017年6月4日晚,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院的张晓虹教授为我们带来了本学期最后一次复旦微课程讲座。
张教授由上海自新石器时代至今的海岸线变迁出发,以详细生动的图例展示上海开埠前的行政区划变化,并向我们指出,上海的发展并不是以开埠为始,实际上在历史上的更早时期,上海已成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成熟的地区。
上海如今的城镇发展格局,也是众多历史、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上海如今的水系,以“横塘纵浦”为特征,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道路等市政规划,而在几百年前,上海地区仅有一条单一的吴淞江水系,其后来形成的密布河网除地下水位上升以外,也与人为修建工程相关。
在开埠之后,上海出现了独特的自治区域:租界。张教授以3D建模的形式,向我们具体展现了当时浦江两岸英法租界与华界建筑的分布格局,我们也由此了解到外滩西式建筑居多的原因和现有道路的命名来由。
历史地理是一门有趣的学问,它以地理为工具,研究某一特定区域在某一时间内的历史现象,解答历史问题。在讲座的末尾,张教授与同学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互动,同学们也借此抒发自己独到的感悟和见解。(高二(2)班刁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