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青年朋友们谈哲学

5月21日，来自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吴晓明教授为同学们带来了哲学方向的“科普”。哲学是思想的事情，思想是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于是哲学的重要地位便凸显了出来。既然说到“科普”，很多人可能认为哲学便是一些人在象牙塔中的工作，与人们本身无关，其实不然。每个人一生中必然会接触到哲学，这便是吴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哲学。

哲学在英文中为philosophy，即“爱智慧”。首先吴教授点名了一个误区：博学就是智慧。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其中学是指博学，思则指智慧。说明两者并不是同一个事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有时人未必博学，却有大智慧。吴教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在采访成都一位老太太时，当被问及为何这座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里人走路慢时，她嘴中蹦出一句出人意料的话：人都在走向死亡，走这么快干什么？二是禅宗第六祖，惠能的一本集子。尽管他不识字，却说出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的话，并代替了大弟子神秀继承了弘忍的衣钵。“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便是这个道理。生活态度，思维取向，这才是哲学。

那么第二个问题便是不同的哲学与不同的文化有何关系？其实文化的核心就是哲学。从2500年前的轴心时代已确立了三个思想，分别为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佛陀，以及西方的苏格拉底。这个观点是亚斯贝斯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的是实用理性的哲学，西方的是纯粹理性的哲学，印度则是想象的哲学。在中国若是问一个杯子真的圆吗？他会回答：只要对于杯子足够圆即可，并不是真的圆。所以中国人有经权一说，经即规则，权即变通。在西方无论问一个事物是否真的圆，他都会回答不是。因为在他们眼中，有理念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之分。圆的真理只存在于理念的世界，而现实世界的圆则是分有圆的理念。而基督教便是“为大众的柏拉图”，分为神圣的世界与世俗的世界，基督则是连接两个世界的人。在印度，人们有无节制的想象力。打个比方，在晚饭没着落的情况下，他们并不会在下午思考这个问题，而是在下午思考人生。这就造成了三地的文化差异。

第三个则是现代哲学的新方式是什么？哲学已由原先的独断论转变为了批判方法。现在的外部反思是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外部反思是指知道一般原则，就直接运用在他处，即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中以王明为代表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便是一个代表。他们操着一口流利的俄文，对俄国十分敬佩，并认为中国也要暴力革命，要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他们并未考虑到中国的现状。目前中国科学界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太缺少内部问题的考虑了。

黑格尔称赞拿破仑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然而即使是他也未能将法国的自由制度强加给西班牙人，何况是一般人呢？所以未经审查其前提的思想都是经不起批判的，无论看起来多么理所应当。任何一个问题，比如分蛋糕，在不同前提下的解决方法都是完全不同的。在原子型个人和利己主义下与在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中是不一样的。

相信在同学们拿到博士学位的PHD时，看到PH，就能想到吴教授这次有关哲学的讲座，对于哲学也能有更为全面的理解。（高一9班 刘珈征）

文本与作者——近世中国的庶民文学

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士大夫文学之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组成部分——庶民文学。2017 年 5 月 21 日晚 18:30 ，在工程楼 114 教室，复旦大学中文系朱刚教授在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学话题的基础上，为我们带来关于庶民文学评鉴的主题讲座《文本与作者——近世中国的庶民文学》。

朱教授从近世论和庶民文化开始讲起。内藤湖南将中国分为古代、中世、近世。唐宋变革，使得科举士大夫阶层的确立转变到庶民文化的兴起。然而，在《尚书》中“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看到的是庶民文化的特殊的现象与定义：每个庶民都是毫无价值的个体，但是千万个庶民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这个国家最高价值的群体。

因此，在看待庶民文化时，我们必须将这一群体性特征代入。庶民文学包括白话小说、戏剧、说唱、歌谣等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朱教授具体分析了早稻田大学收藏的民初木刻本《采茶》：女子们在采茶时哼唱的歌谣，唱词从“一月”一直写到反常的“十四月”。其中不同的月份的唱词融合了《西游记》、《说唐传》、《杨家将演义》、《天门阵》、《三国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伍子胥变文》、《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水浒传》等文学作品的引用。这就是庶民的知识体系：纷繁复杂。群体性决定了它的著作权是不甚清晰的。文本问题、作者问题都是我们在研究庶民文学时的重要而不可轻视的部分。因为它们都可能具有各自来源的话本原型。

话本《庐山远公话》到后来俞樾的《七侠五义》、《金瓶梅词话》到《金瓶梅》，包括《西游记》中遗留下来的词话痕迹、《三国志演义》的词话前身，我们看到了许多我们在“经典”中不曾看到的、能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加完整的情节。文本的不确定性表明故事尚在成长过程中。而一旦文学的经典地位被确定，它的生长过程就停止了。朱教授为我们分析了《西游记》中对于传统佛学甚至是文学常识的错误，由此证明：吴承恩有很大可能不是西游记的真正作者。庶民文学是不可能简简单单确定一个明确的作者的，它是在长期传承过程中经过修饰润色、增添删除才慢慢成形的。它以吸引听众为最初目标，慢慢发展成我们今天看到的精彩的文学形式。

群体作者观、全览式的文本观、历史时间的空间铺展。这是朱教授通过这次讲座希望传递给我们的一种研究庶民文学的态度。建立以“话本”为本位的批评立场，才是我们对待这种特殊民族瑰宝的正确方式。（高二（3）班 徐云帆）

哲学系列第五次课程

2017年5月21日晚，同学们在谢晶老师的带领下，继续研读哲学经典文本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第一卷第八章。

承接着上节课的内容，大家首先比较了个体在自然状态和公民状态之间的得失。在社会契约的状态下，人们失去了自己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即按照个人意愿做任何自己能力范围内可以达到的事情。但同时，他也获得了公民自由，即对自己占有物的所有权。在引出这些概念的时候，必须区分自然自由和公民自由，前者受个体能力所限，而后者受公义所限；也必须区分所有物与私有财产，前者只是“先到先得”原则的产物，而后者则基于一种实证态度。并且此处的实证是指群体意志的统一，而不是指科学领域的可实证性。

卢梭的政治理想中，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状态的转变，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变化，其根源无不是公众意志（general will）。卢梭之前，也曾出现过伟大而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其中，霍布斯主张高度集权的政府以终止战争，换来和平；而洛克主张政府的职责应该是维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但卢梭的观点却与他们产生了分歧：社会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维护个体的自由，即公民自由。其起因应该为社会中每一个个体让渡自己全部自然权利，从而这些个体成为公众意志的组成部分，而公众意志成为新的个体。这个被称为公众意志的新个体为其所有组成部分立法，从而就每一个组成部分的权利和义务达成了一致。但如果有组成部分没有完全让渡自己的权利，那就会存在一些为其他人立法者的不平等权利。

在此基础之上，谢晶老师向大家讲解了社会契约中十分重要的道德自由的概念以及产生道德自由的逻辑推导过程，也由此引出了卢梭对于法律的定义——自己服从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律。基于这个定义，谢老师带领着大家展开了关于对“自己”的定义的讨论，并将在下节课继续这个话题的讨论。（文：高二（3）班 林宇鑫）

经济微课程

5月14日星期日于管家婆正版管家婆今天的工程楼111教室，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陈硕副教授为我们带来经济微课程。

陈教授的课程主题是《中国经济转型：传统、现状与未来》。本节课，他首先提出中国的三个特点／制度约束——地大、人多、国家力量很强，并以次为切入点，用经济学的分析方式剖析了中国的历史变迁。比如，中国的地缘政治，东部广阔的海域，西南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西部帕米尔高原、天山，中部秦岭，可谓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唯独北京附近燕山一带有缺口——这个缺口驱动了中国两千年来所有的政权更迭。陈教授分享了他花两年年时间制作的关于中国战争统计图、发生经纬度和时代关系图，并且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逐一分析了形成这样格局的因素。陈教授还提到了关于中国古代定都问题，战线定在北方，都城定在北方不安定，定在南方则注定要面临“北方交给谁”的问题，也就是委托－代理问题——忠诚的人往往不一定有能力，有能力的人又往往想法很多不够忠诚——两难的抉择，考验的就是君主的智慧了。经济学本身讨论的也是选择的问题，权衡取舍之间蕴藏着大大的智慧！

历史地理微课程

这节课继上节课的“体国经野”之后，总结了中国方式的行政制度，将地方政权过大，和地方政权过小的利弊进行了总结：地方政权权力过大，易导致藩镇割据，比如唐、汉，而地方政权大都收归中央则容易造成外族的入侵，比如后来的宋朝、明清，便亡于外族的入侵，在结束这个内容之后，老师开启了一个新的主题，便是中国人口重心的南移以及其带来的影响。虽然历史上几次大移民，如大槐树移民是非常著名的，但是老师认为人口重心的南移与三次重大的战乱有关：第一次是晋时期的八王之乱，导致永嘉丧乱，国都南迁，北方大量胡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顺势入侵，其实这对语言也有影响，老师会在后面再进行讲述，第二次是唐朝的安史之乱，中原的藩镇割据使人口大量南迁，最后一次是著名的靖康之难，当然，这次最终的南迁完全奠定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当然，影响便是以上提到过的经济重心南移及方言体系形成，经济重心南移我们在历史课上已经学习过，老师便没有细谈，而方言体系的形成则很有意思。以语言角度来说主要有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随着胡人入侵，后者渐渐与前者融合，最终形成现在的官话体系。当然，最早的吴语中的七种声调保留了汉语的最古老的传统。